生财有道
任老乐的女儿和李老大的儿子要结婚,可在喝订亲酒的这天,两家却吵翻了。任家要招婿,李家想娶媳,互不相让。还是任老乐有眼光,出了个好主意,要两家凑钱,合买一台手扶拖拉机,这样既成全了孩子的婚事,又添了个好劳力,两全其美。谁知这事却遭到老伴乐婶和李老大的反对。任老乐既当不了老伴的家,也做不了亲家的主,最后,他只得壮着胆子,用房料换了台手扶拖拉机。  就在李老大家上梁之喜的时候,任老乐的拖拉机开来了,一下把众人都吸引走了,闹得李老大好不败兴。他一气之下,把会开拖拉机的儿子拽回了家。天下大雨,拖拉机停在空场动不了窝,急得任老乐团团转,他总算把拖拉机拖回了家,又被乐婶关在门外。但是任老乐的苦心到底没有白费,那台手扶拖拉机还真给他争了口气。同李老大的锄把子“竞争”了两个回合,大获全胜。第一次是运肥,弄得李老大“独吞”不成,却累了个四脚朝天;第二次是帮工,使李老大的“竹杠”没敲成,自己倒帮了困难户弯人的大忙。后来任老乐又跟弯人合开了篾器作坊,搞起了多种经营,小日子眼瞧着往上发。为了发家,李老大又订了门亲,因为那家闺女长得五大三粗,还陪送一条带崽的牛。结果一家人病的病、跑的跑,都吵着跟他闹分家,连秧苗都插不上。他更气的是任老乐,不说帮他一把,反而趁机抬高工价。原来这是任老乐下的“以毒攻毒”的药方,为的是给李老大“治病”。李老大终于醒悟过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两亲家重归于好。
甜蜜的梦魇
塔希米是小巴驾驶员,每天要去马尼拉城内拉客赚钱,他对美国的任何事物都很感兴趣,无论是电影、音乐、还是他的梦中情人 - 美国小姐,他每天必听的电台是“美国之声”,尤其对老美的太空计划着迷,特崇拜从东德叛逃的火箭科学家Werner Von Braun,还在村里组了一个WVB迷协会,招收当地一些小孩做会员,并通过卖冰棒为菲律宾小姐的选美活动筹款。  塔希米认为村子在逐渐退化,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村民们落后的生活方式让他感到悲哀,甚至内心看不起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因为他现在是竹屋工匠,尽管建造竹屋是菲律宾人的传统技艺,但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学了,而塔希米想要的是更宽敞明亮的楼房,想要过一种更现代化的“国际生活”。某天在路上他结识了一个美国商人,商人正需一私人司机,于是塔希米和他一起来到了巴黎。在巴黎的生活起初让他感到新鲜不已,但随着他唯一的朋友,一个巴黎街头的小商贩因受到附近超级市场的行业欺压和迫害而无法经营最终自杀,塔希米开始对这个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疑问,为什么这个世界首先需要的是超市?为什么无数旧楼房被推倒后还要在上面建起更豪华的别墅?他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对抗,但很快意识到无用,并及时从梦中觉醒,重返了家乡。
生为爵士狂
有人戏称这部电影是“四个男人的一台戏”。  影片中基本没有特别引人的情节,没有激烈的动作打斗场面,甚至没有撩人心弦的爱情故事,然而绕有趣味的是,影片除却赢得了1700万观众,还被当时权威电影杂志《苏联银幕》评为1983年最佳影片。  这样一部既叫座又叫好的影片讲述了前苏联20年代四个青年音乐家组办爵士乐队的故事。在那样一个“火红的年代”,属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爵士乐很难被苏联官方接受。出现在影片中几乎所有文化场合的标语“艺术要为劳动人民服务!”是那个时代的典型象征。四个热爱爵士乐的青年就这样不合时宜、一波三折地进行着他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影片拍摄完成的80年代,苏联人已经开始通过一些“非法渠道”接触西方文化,当时,《巴黎最后的探戈》录像带开始半地下流行,持不同政见歌手的音乐会也几乎场场爆满。因此,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影片中发生的故事立刻能得到观众的认同,主人公们对理想的执着、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对友谊的坚持也让人感觉亲近和鼓舞。  影片运用幽默诙谐的手法对时代进行嘲讽,用优美的音乐旋律和舞蹈动作打动观众,一个本应沉重的题材得以让人轻松地内省。  导演卡·沙赫纳扎罗夫、编剧亚·巴拉基杨斯基、摄影弗·舍弗兹伊克构成了一个强力组合, 剧本经过10次修改,人物性格设计上的差异赋予了演员极大的发挥空间。透视片中时代里的个体、音乐里的个性,我们看到一种俄罗斯哲学的智慧。或许有一天,你已经忘记了影片故事的情节,但是某些掺杂着辛酸与甜蜜、沮丧与欣喜的电影画面会在脑海中悄然浮现。  影片获1984年法国格勒诺布尔国际音乐片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波兰罗兹国际电影节银奖,并参展1984年伦敦、芝加哥、贝尔格莱德等电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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